人类刚刚经历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打击。全球健康危机有可能压垮本已不堪重负的卫生系统，对人民的生计以及国家的经济造成长期性破坏。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专家黄严忠呼吁各国从上一次危机中吸取教训，避免悲剧再次发生。请听《联合国新闻》特约记者杜佳的采访报道。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是一个新兴学科，是在国际层面上协调、管理和解决影响全球人口健康的问题的集体行动、规则和机制，包括研究如何在全球治理层面上应对传染病的传播和扩散。传染病不分国界，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作为单个主权国家应对传染病的手段不能产生良好效果，需要各个国家通力合作。

黄严忠是美国西顿霍尔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也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资深研究员。他对全球新冠大流行期间各国的应对措施做了梳理和总结，就人类应对流行病的正确策略提出了建议。

黄严忠: “最理想的状况是：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传染病的暴发，当地有很发达的监测预警系统。如果只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传染病，那么很快采取相应的措施 ，通过采取相应的医学的或者是非医学的干预手段 ，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医学手段比如提供治疗，非医学手段包括隔离等措施。

如果是一个新型的传染病， 在有很好的核心监测与应对能力的情况下，也能够很快确定这是一个新的传染病，那么立即向国际社会发出通报，让他们也迅速做好准备。同时自己这边也立即采取有效的措施，不让疫情扩散开来。

如果觉得本国没法应对这种新型传染病，可能就要提出国际援助。国际上派专家过来一起确定病原体，然后开始马上开发新的疫苗或者是检测试剂。如果疫情突破了本地的边界，开始向外扩展，需要马上启动国际资金等方面的援助。”

黄严忠认为有了这样的制度化机制，当国际通力合作，全球健康治理能够达到这样水平时，本土发生的传染病暴发才能够被控制在较小范围，成为本地化或区域化暴发，而不会变成全球性大流行。

黄严忠指出：我们刚刚经历过的新冠大流行暴露出各国面对全球健康危机时的短板和失误， 人类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各个国家都应该深刻反思，实事求是地检讨各自的应对措施。

黄严忠：“如果要说谁是‘优等生’的话，现在来看，更多的就是要看你能不能有效地在应对疫情和社会经济发展复苏之间找这样的一个平衡。能否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我觉得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哪个国家是优等生。

差不多在2020、2021年的时候，中国算是优等生了。 那时国内的病例是非常低的水平，很长时间全国都不超过100例，死亡率就更低了。 也有其他一些国家应对的也还不错，比如越南和新加坡。但是后来传播力更强的德尔塔（Delta）和奥密克戎（Omicron）进来之后，就发觉当时的这些措施实际上都出现问题了。有些国家就及时应用有效的疫苗，大规模接种，然后开始有序放开，能够把对经济社会的损害尽量降到最低。

美国当然一开始算不上优等生，疫情应对是很差强人意的。但是它后来能够大规模的接种疫苗，实际上它在2021年之后就基本上开始经济回升，弥补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实现了比较快速的经济增长。”

黄严忠表示，只有经过反思和检讨，人类才能为下一次危机的到来做好准备。

黄严忠: “我们现在对过去发生的大流行的检讨，我觉得还是很不够的。其实从一开始的新冠疫情在武汉的暴发，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样的一个暴发。在溯源这方面，现在基本上还是一笔糊涂帐，没有一个定论。这实际上是为将来埋下了隐患。

还有国际间的合作机制，怎么遵循一系列的规则程序能够减少风险、鼓励合作。在这方面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进展。

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卫生条例本是用来约束国家行为的，但在疫情中也是很无能为力的。虽然国际卫生条例明确说：你这个国家在采取应对措施的时候，包括对人员的流动、贸易方面的限制，不要做的太过。但是我们看到基本上各个国家都是无视这种规则，完全没有协调，这方面处于非常不理想状态。

各个国家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来采取不同措施, 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在采取某个措施的时候，还会有它的外部效应。除非把这个国家完全封闭起来。但即使这样，病毒也不会尊重边界的。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协调的问题。 你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时， 要考虑对别的国家的影响。比如你限制贸易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会产生影响； 你限制人员的流动也会引起人道主义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不仅仅是合作的问题，也是一个协调的问题。”

黄严忠强调，这次疫情应对中最深刻的教训是很多国家将公共健康问题政治化。

黄严忠：“公共卫生问题是人命攸关的问题，应该把政治抛到一边。但是从历史上看，从一开始公共卫生就不能够脱离政治。这一点在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暴发时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次的新冠疫情中，政治化就到了一个更加令人遗憾的程度。

一个是在溯源问题上的政治化，另外是把疫情处理政治化的情况。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在这次疫情中与以前不一样的，就是意识形态的竞争介入到这个疫情的应对上面来。把疫情的应对变成一个不同制度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的竞争。

同时，这个政治化实际上还跟另外一个问题搅和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化”。就是不把它只是当作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是更多当作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来看待。那么这个国家安全化本身就意味着你要采取极端的、非同寻常的措施来应对疫情。

在国际层面，这个“安全化”就带来很大的问题，更多地加剧了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更加剧了不透明，所以大家就更加不敢互相分享与疫情有关的材料。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本来需要大家团结一致、互相放下戒蒂，一起来应对这样一个共同的威胁。结果大家都互相猜疑、互相防范，反而放大了疫情带来的危害。”

黄严忠指出，人类与病毒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长期共存。新冠大流行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全球健康危机。而全球的应对能力却不能令人乐观。

黄严忠：“基本上所有我知道的公共卫生专家都认为下一次的大流行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随着我们现在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可能使得未来大流行的时间间隔更短。

如果我们遵循一些基本常识，尊重科学，实际上很多的失误是可以避免的。不需要有什么很深的流行病学的知识，作为一个政策学者，你只要有基本的这方面的常识，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哪些方面做错了。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把政治因素去掉，很多东西会做得更接近理想状态。

然而，相比较2019年新冠暴发之前，我们现在的应对措施可能比那个时候还要薄弱。因为我们看到在疫情结束之后，在国际层面，国际治理没有有效的改革措施。虽然开始有一些的反思，也有一些举措，比如发起了大流行的应对基金，也在修改国际卫生条例、大流行公约等等，但是这些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在国家层面，本来应该更多地加强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但是我们看到在发展中国家国家，因为经济的问题，还没有这种能力。而许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对外援助，也没有真正到位。在发达国家本身，目前随着疫情不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加上政治因素，对疫情的预防和重视程度也在削弱。 所以综合来讲，我们当前的态势及防范措施，相较于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前，可能处于更加脆弱的状态。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没有从教训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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